陈那波等译：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新书推介：《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成果名称：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丛书名：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经典译丛
著 者：[美]约翰·R.洛根（Logan，J.R.）,[美]哈维·L.莫洛奇（Molotch.H.L.）
译 者：陈那波 等
出 版 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0-31
书号：ISBN 978-7-5432-2543-5
空间与社会平等：译序
中国的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数十年内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社会科学对城市的研究却远远未能充分地描述和分析这些变迁，尤其是对近十数年来关于以房地产为核心元素的空间社会经济变化的有力研究少得令人汗颜。占据主要影响力的经济学界不断简单地搬弄供需法则的教条来对房地产为核心的空间经济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或者抛弃学理对话，以痞子的方式对赌房价的涨跌以吸引公众注意力。所以，细读及引介约翰.R.洛根（John R. Logan）和哈维.L.莫洛奇（Harvey L. Molotch）的《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显得更有必要，它早就应该更广泛地被中国读者所学习，熟知和借鉴。《都市财富》一书于1987年出版，著作内容基于两位合作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各自发表的文章及相互评论[①]。两位作者分别贡献了本著作的两个核心概念，一是洛根所提出的“空间（place）”分析概念，二是莫洛奇所提出的“增长机器（Gorwth Machine）”，但是该书中两人将这两个概念进行了有机的结合。1988年，该书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社区与都市研究分会的罗伯特E. 帕克奖，1990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杰出学术作品奖，该书在出版后产生了重大的跨学科影响[②]，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2007年，两位作者将著作再版，并为新版撰写了多页的序言，检验了他们多年前的基本发现，并且以较多的笔墨将中国的都市现象纳入其分析框架。
一、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城市：空间（Place）、行动者、交换及使用价值
“下为地，上有屋顶，四周有墙围绕，这形成了一类商品：一类可以购买和销售、出租或租用，并可用于生活的商品[③]。”这是两位作者对空间（place）的定义，它可以是一间房间，一栋建筑，一个地块及其上盖，一个街区或社区，甚至一个区域，它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元素，作者宣称对空间的分析是理解都市政治和社会的核心，他们努力去构建一个新的针对空间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在批判两个主流的分析学派----新自由主义人类生态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自由主义人类生态学派信奉新自由主义市场法则，将空间等同于所有的其他商品，认为它同样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宣称的市场法则，而“看不见的手”会将指导围绕着空间商品的各种努力，它能最终形成一个总体上不坏的分配结果。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则将行动者过于简单化地划分为数量有限的对立的阶级，忽视了阶级内部可能产生的巨大差异。洛根和莫洛奇用了一章的内容来论证空间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个内嵌于社会行动的产物，并尝试在批评人类生态学派市场决定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决定论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社会学。为了批评市场决定论，该书首先提炼出空间作为商品的几个特殊性：第一，空间的持久性。空间不会消逝，它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被用掉；其二，空间的必要性----它是不可或缺，人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用来取代它；第三，空间具有巨大的关联利益，包括其区位效益及集体消费效益；第四，它具备天然的垄断性；第五，它具备很强的二手属性。因此，把作为商品的空间和其他任何商品等同起来都是错误的。依附在空间载体之上的价值有两种，一是交换价值，意味着空间主要被用于购买、销售或者出租予他人以获取利润；二是使用价值，空间意味着居住的地方或生产的地方，它被用于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任何空间行动都围绕着这两个价值而展开，因此，作者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学者和实践者宣称的所谓的“价值中立式（Value free）”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辩称：发展自身并没有利益群体上的偏向，它由市场决定，某一个地块以某一种方式得到发展是因为它和市场的需要相吻合，而这些发展也必将依照市场法则惠及相关人等，从而最终提升公共福利。但是作者们指出，那些宣称所有的增长都能增进公共福利的观点是谎言，增长可能只惠及一小部分人，在很多方面，其结果都是负面的。为了批评阶级决定论，著作指出空间的行动者构成远非简单的阶级划分，他们给予了更细致的、以这些行动者对空间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追求的不同（而不是按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准的分类，这些行动者可以分为：结构投机者（不仅仅是预见未来，而且还会积极地对未来进行干预，其策略是通过影响更大政治舞台上能决定区位优势的政策）、积极的企业家（预见到空间的价值、和特定地点的未来，并对其进行投机）、偶然的企业家（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寻求交换价值，却因为土地或房产的升值而带来了偶然的收益）、政府、社区组织 、地方媒体、公共事业部门、政治家、辅助玩家（包括大学、博物馆、电影院、博览会、专业的运动队伍、劳工组织、个体经营的专业人员和小零售商等），这些行动者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制约条件出发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追求过程决定了空间的阶层划分和社会平等状况。基于上述的分析框架，洛根和莫洛奇在方法上呼吁城市研究者应该学习社区社会学的民族志传统，更多地强调不同的关联行动者的制约条件、态度和行为取向，借此分析城市，但这种传统被城市生态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者所忽略了。
二、城市是如何运作的：增长机器与空间分层
基于上述的分析框架及方法，洛根和莫洛奇分析了上述行动者们在各自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追逐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揭示了城市的本质----财富的增长机器。这个“机器”是一个运转严密的系统，它由结构投机者、积极的企业家和他们的关键的合作人（律师、银行家、媒体和政府）所推动，他们给增长机器“的轮子上油，翻新其部件，并随时根据所兴起的需求而扭转它的方向”[④]。作者们纵横捭阖，从历史和比较两个方向列举美国城市的增长案例，从1835年的芝加哥到2005年的纽约，这些案例根据时间、区域的不同而产生操作上的差异，但其本质不变。一个又一个城市的发展历史表明增长拥护者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为某一城市增设项目（包括交通枢纽、行政机构等）。这些增长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的，但是，显然地，受益的并不是所有人。它们反复表明论证了增长机器的履带是如何碾压美国城市的过去和现在，美国城市的增长史就是城市精英操纵空间以获取财富的历史。
增长机器所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空间的社会分层，其核心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占有差异，人们所居住的社区或曰邻里成了人们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来源之地，也是社会身份的重要象征。然而，邻里社区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那里就是只是物质生产的发生地，对一些城市主义者而言也同样如此，他们同样也认为邻里社区只是一个产生交易和互动的地方，它没有什么情感和意义的联系。与此相反，通过观察等方法所形成的经验研究一再表明了邻里的情感属性和意义，尽管很多研究者强调邻里社区日渐的冷漠和责任消散，但不同的社区仍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意义和情感，尤其是当邻里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威胁的时候更是如此。邻里在多个方面体现了其使用价值：首先，邻里为日常生活提供支持，这意味着一种生活上的惯例和便利，一旦邻里被破坏，重构这些便利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一旦重构失败则意味着更高成本的生活方式；其次，邻里为所属居住者提供了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包括家庭上的互助、各种信息（包括就业、生活窍门）的提供，越是贫穷的家庭对这些网络的依赖越严重；第三，邻里提供了安全和信任。一个熟悉的社区是有序的、可预测的和具有保护作用的，这对不同的人群都是同样的，但其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在以不同分类标准划分的人群中，安全和信任是需要工作并照顾家庭的妇女的最珍视价值；第四，邻里提供了身份的边界及意义；第五，由上述种种价值而形成的聚集效应；最后，邻里同样也是种族群体的汇聚和庇护地。
交换价值对邻里的使用价值的威胁无处不在，而且种类繁多，被予以各种名目，包括对贫穷邻里的“复兴”，基础设施选址，城市更新，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出于种族考虑的搬迁和改变、郊区化等等。但是，不同的邻里对交换价值的反抗的性质和手段是不同的。穷人的城市问题是：他们的日常活动或者说他们的存在对城市及空间的交换价值形成破坏。而规划官员通常会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误导以重建穷人邻里----即瓦解这些邻里能带来税收和土地租金上的最小损失，而这些邻里的保护者通常更加无力维护这些社区。富人邻里对损害其家园的行动的反抗更加有力量，他们动用法律专业人士和技术专家，宣称他们家园的“伟大”意义，他们同时也能动员足够强大的“政治肌肉”来保护他们的社区，而穷人们相对应的行动者则更加“情绪化”。作者们还特别指出，黑人社区同时还具备一些和其他社区均不相同的特点，一方面，他们的社区更容易受到交换价值的青睐而因此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他们的反抗往往是泛邻里化的，他们所反对的通常是更广泛的对他们形成整体性的剥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同时由于黑人社区和城市精英区域在地理空间上的临近，采取对权力中心进行破坏的策略是一个合适的策略，黑人的抗议活动能破坏当地的投资环境，从而迫使自由发展机器形成妥协。
邻里内部的群体也被交换价值推动者所分化，穷人邻里中的某些人会为了潜在的交换价值而放弃情感的依托及原有邻里所带来的各种功能和福利，但这只可能发生在房屋所有者身上而不是租户，租户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收益，而且这种损害行为通常被进行良好的包装，改造或更新一个社区既受到执法机器的保护，也不会因此产生背叛原社区的负疚感。对于大多数宣称以守护邻里的使用价值的目的的社会组织而言，面对增长机器的强大力量时的选择也并不多，一方面，社区组织同样需要资源而获得生存，可行的选择是妥协，积极社区活动家因此而被“驯服”，贫穷社区里的条件更好的人有可能成为资本家的先锋队员；即便不选择屈服，在很多情况下，社区组织也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悖论，为了拯救所在的邻里，就必须破坏邻里的至少一部分。
政府本应在空间的社会分层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以确保更平等的空间分层结果，然而，作者们的研究一再表明政府是如何无意或有意地被增长机器推动者们所利用。作者们概括了政府参与房产市场的种种手段，包括规划、分区、增长控制、环评报告、政府的刺激方案（公共住宅和城市更新、城市开发行动补助、固定拨款和收入分成、税收增额改造、历史性建筑保护、工业债券等），但同时也分析了这些手段是如何一个个地被增长推动者所利用和扭曲的，例如，作者敏锐地指出，规划事实上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它直接影响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下水道的路线就是权力的轨迹”[⑤]；分区手段则是用使用价值语言包装的维护交换价值的机制，而环评报告的视野通常是狭窄的，它关注直接的成本（例如评价一间工厂招聘工人所需要的成本时，它不会计算工人所需的住房成本、对环境、交通和公共服务方面需要所产生的成本），使用误导性的财政数据，对潜在风险置之不理；更极端地，城市开发补助被用于原本就设定的建设项目，那些被要求用于低收入邻里的资金却往往被用来清拆邻里社区，其作用反而是负面的。基于这些分析，作者们宣称：“美国城市规划最为持久的特征是操纵政府的资源来为地方精英的交换价值利益服务”[⑥]。
三、城市的未来发展：增长机器的全球化及其后果
早在第一版写作的时候，作者就已经洞悉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其核心是企业的聚集和国际空间分层系统的影响，这一新动向改变着城市中每一个行动者的立场和策略。
首先是增长机器的“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企业的跨区化和跨国化使得企业和本土的联系越来越不紧密，例如洛克菲勒家族就从它的起家地克利夫兰市向大都市尤其是纽约转移，它和起家地的联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多公司的经理甚至主要员工不再是本地人，甚至不常住在公司驻地。公共媒体、金融机构等同样也加入了这个去地方化的过程，基础设施的建造所带来的利益也是去地方化的，地方的许多利益群体无法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得好处，但却需要承担其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例如，核电厂所生产的电能输往全国甚至国外，但核电厂所在地的居民却必须承受其负面效应。制造的分散化和非技能化日益使得城市成为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模块，“地方生产不再是一个体现公民自豪感与企业需要相融合的标志了”[⑦]。这样的变化使得当地的行动者对经济增长的抵制也越来越强烈，交换价值推动者内部也因此产生分化，本土食利者和本土居民开始联合，这种联合往往通过环境保护运动的方式来实行。为了克服这些负面后果，资本形成新的反制力量，包括：激活当地的经理人，让分厂的负责人在地方性事务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惩戒不听话的政治家，例如1978-1908年的克里夫兰市长丹尼斯.库西尼奇等；和地方的食利者联合，花费更多的精力参与到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这些投资渠道能帮助他们和本土食利者重新结盟（这解释了为什么像福特汽车和美铝这样的公司为什么大量涉足房地产操作）；影响并改变地方自治的范围和边界，这包括剥夺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和其他议题上的权限等等。
其次，政府的作用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的形成和资本的跨国漂浮使得政府对资本监管和征税变得更加困难，通过跨国运作，资本可以“它会分解、移动和重新定义它的内在关系”[⑧]，它们保护自己的策略也多种多样，包括杯葛“统一征税”。此外，国家对资本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困难，国家日渐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角色，更难以服务于使用价值的需要。
其三，空间分层在国际和本土两个层面上形成进一步的新的分化。一方面，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层体系将越来越国际化，大体上，城市将会扮演下述的几种角色：总部城市、创新中心、模块生产和加工中心、第三世界转口港、退休场所，每一类型的城市在国际的财富增长机器中处在不同的地位，为生活其中的人带来了不同的物质和社会后果。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中心性及其城市规模使得总部城市持续优胜；创新中心依赖总部城市、大学园区、军事力量而存在；模块生产地区则因承担城市增长机器中的某一模块功能而获得发展机会，这包括了大量的发达国家的二三线城市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它们或接近自然资源、或拥有廉价的地产和劳动力，它们之间相互竞争激烈，其中竞争失败的城市将会面临衰退的危机；发达国家的边境大城市则成为第三世界转口港，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外来移民），可以实行跨国界的产业合作，成为跨境产业的总部中心；而退休场所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它们有着良好的环境，但和资本并不结缘，它们中的一部分越来越依赖退休金，而另一部分则努力在尝试在一些其它行业上发展。
对于身处不同城市的不同人群来说，他们的受益模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受益的是资本，受损的包括了资本输出国和接受国的普通民众。也正因此，操控资本运作的结构投资者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享受最高的生活水平，无论他们身处纽约、上海还是迪拜。而对那些没有参与这一资本投资过程的人来说，交换价值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获益，相反，它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房产价格和租金的上涨，即便是那些高收入的专业管理阶层也同样如此。原来的高收入蓝领工人在增长机器的国际化前面临着更不利的境况，他们的再就业比较困难，很多被迫到廉价超市去从事售货员工作，这对黑人蓝领工人而言尤其如此。而几乎所有的高增长环境都明显地歧视低收入群体，高增长对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后者的存在还经常因影响城市形象而遭到资本的驱赶，“猫和老鼠”的可悲追逐因而此起彼伏。
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都市财富》看中国的城市增长
直至现在，在阅读该著作过程中的“似曾相识”和“原来如此”式的印象犹在眼前，《都市财富》在字里行间给予正在经历巨大的城市变化的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的启示和灵感是随时可见的。而在其最新版的序言中，洛根和莫洛奇更是直接谈到了中国的城市发展，运用他们的分析工具，他们将中国的城市增长描述为一种独特的“类增长机器装置”，而对其中的行动者、策略及其后果的分析则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城市的前行图景。在这个类增长机器装置中，城市政府无疑是更为独特、被更多地关注的行动者。和美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政府参与增长机器运作的程度更深，但和美国相同的是，政府正在积极地学习和应用增长机器模式，这种模式就像美国的摇滚乐一样具有吸引力，但它不见得适合于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情境。例如，是直接资助学校、道路还是把钱花在竞争吸引私人投资并期望他们来提升教育和交通质量？我们的城市政府往往选择的是后者。增长意识形态和市场话语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似乎拥有比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更高的合法性，市场的伟大和正确性一再地被用来为拆迁行动、财政支出分配的倾向性等城市发展决策背书。他们习惯地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是涓滴论的坚定拥护者。甚尔，这些增长模式形成了一种糟糕的“路径依赖”，城市领导者一再发现，还是扩大投资、基建，把规模做大的方式更顺手。而一些尝试走新路子的城市却遭受了不小的挫折。此外，投资商、房地产商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推手，但我们的分析仍然习惯于将他们排除在外，这些商业群体甚至能直接影响政治，他们是洛根和莫洛奇所提到的“结构投机者”，在日常的生活中，增长精英们制造符号性新闻，掩盖那些可能会违背增长机器利益的新闻话题，一些地产大亨用一些貌似正确的道理来误导公众，将房产和其他一般的商品等同起来，宣扬供需法则和自由市场的功效，但自身的行为却并非按此行事，也正因此，仅从供需法则角度做出的决策要不是装傻，要不就是无知。这个类增长机器装置裹挟着绝大部分的中国民众和机构，他们中的一部分积极努力，争取成为辅助玩家；另外一小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以不同的方式（例如拥有超过一套以上的房产）参与到资本运作的过程，从而成为“偶然的企业家”。更多数的人则被裹挟其中却难以获取真正的收益，增长或许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没有。但是，更高的房价、租金和物价却是增长的必然产品，房价成为大部分人的日常谈资，人们的工资水平在提高，但开支的增速相随，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和玻璃幕墙光影交织映照的是更多人幸福感的失落和生活空间的挤压。这其中，包括原有的城市居民，他们怀着矛盾的心情从城市中心老旧狭小的建筑中主动或被动地让位，搬迁到市郊的公寓楼中，不管具体的收益如何，他们依托在原居住社区的使用价值几乎消失殆尽，尤其是对老人和家庭妇女来说，这些损失难以弥补；其中另一更大的群体，是大城市中来自各层级更低的空间（中小城市或乡村）的外来民众，他们成为增长机器最重要的劳动力支持，然而，增长机器所创造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对他们的恩泽却微不足道，他们只能利用城市空间的层级差异，用异乡的工资补贴他们家人在故土的生活。
当然，正如两位作者所言，一切还有希望，尤其是在中国。和资本主义城市相比，城市政府没有政治献金制约，反而更能独立于资本的力量，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体系对使用价值的重视程度明显在增加，甚至在公共服务和福利开支上形成了新的竞赛。多年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足够庞大的规模，而修改分配规则似乎只需要足够的政治决心。更多的研究者正在开展更深入的研究，通过进入中国城市变迁的真实经验世界，揭示其运作的基本机理。我们有理由去期待这一切。
五、余论
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里，当然，这么说不是为了替译者开脱责任，我们只想详尽地汇报翻译的过程。陈那波负责了两个序言和第一章的翻译，李嘉明负责第二章，谭彬负责第三章，刘永深负责第四章，蔡荣负责第五章，曹艳艳负责第六章，陈娜磊负责第七章，每一章的内容都经过了不少于两次的校译和校对，这部分工作由陈那波和陈娜磊两人完成。最后，译者及几位8722太阳集团太阳集团tyc8722的研究生：梁文君、王剑成、蔡师博、方若琳和关慧敏对整个中文稿件通读了几遍，调整那些过于“翻译文体”的表述。我们希望上述的这些工作能够起码总体上表达著作的原意，也借此稍微增进中文读者接触与城市治理研究有关的知识的便利性。最后，衷心感谢格致出版社的王亚丽和顾悦，她们的督促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是整个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John R. Logan, 1976,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ratification of Cities in Suburban Reg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2): 333-348; Harvey Molotch. 1976. “Varieties of Growth Strategy: Some Comments on Log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2): 352-355; John R. Logan, 1976, “Notes on the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2):349-352; John R. Logan. 1978. “Growth, Politics, and the Stratification of Pla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2):404-416.
[②] 根据Google Scholar的显示，截止至2015年1月13日，被引用次数为3452次。
[③] P.1
[④] p.X
[⑤]p.154，作者们转引自乔伊. 古德曼（Joe Goodman）在1985年12月4日写给威廉.多莫夫（William Domhoff）的私人信件。
[⑥] p.178
[⑦] p.207
[⑧] p.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