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8722太阳集团教授肖滨：数字治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我们推进政府依法履职和治理创新，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其中包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基层治理，优化社区服务”。

近年来，广州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方面不断创新，打造推出“广州街坊”、最小应急单元、“红棉指数”等一批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成果。2020年6月,广州被正式确定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1期试点地区。

广州目前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如何？有哪些创新亮点？近日，南都记者就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数字治理等话题，专访了太阳集团tyc8722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库专家肖滨。

太阳集团tyc8722教授、广州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智库专家肖滨。   南都记者 冯宙锋摄

 

如何理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地位与作用？

市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枢纽点”

南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肖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注意到我们国家纵向的层级结构。如果说，中央属于顶层，省级是上层，市级就是中层，那么，再往下就是基层。透过这些层级结构，我们会发现，市域尤其像广州这种超大规模的副省级城市，它的社会治理就显得至关重要。

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2021年末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881.06万人，实际管理服务的人口超过2200万。人口结构多元、社会矛盾多发、稳定风险多变、群众需求多样，社会治理压力点多面广。庞大的流动人口管理、城中村治理等难题，都导致广州的社会治理显得更为特殊和不寻常，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多、挑战性非常强。

按照中央政法委的说法，市域是社会治理宏观和微观的转承点，治理半径较优，资源统筹余地较大，法治手段较多，应当成为治理方式现代化的集成地、重大风险的终结地。

因此，中央明确指出要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要准确把握市域的特殊定位，真正把市域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发挥好，以“市域之治”助推“中国之治”。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一个枢纽点，或者说重心所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预期目标有哪些？

高水平的市域社会治理，价值目标应该是多重的

南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预期目标有哪些？

肖滨：我想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确保社会安全和秩序稳定。

第二个目标是要推动民生的发展，确保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例如医疗、教育、交通出行等跟老百姓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民生事务。

第三个目标就是在社会治理中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促进社会参与。老百姓在想什么？需求什么？民有所呼，政府要有所应。社会治理的更高目标是要真正听到民众的声音，让民众能够有机会参与进来，跟着党和政府一起协同开展社会治理。

另外还有一个目标也很重要，就是推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广东省开年第一件事情就是谈高质量发展。但经济发展不是孤立的，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治理作为支撑。

从这些角度来看，国家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应该是多重的。单一的价值目标是不够的，只有把多重价值目标组合起来，才能让社会治理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准。 

 

数字治理成为当前趋势，有何原因？

数字治理让市域社会治理走向科学化、法治化轨道

南都：近年来，广东各地聚焦平安创建、矛盾纠纷化解，陆续推出“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珠海“平安+市域社会治理指数应用”、广州“红棉指数”智慧政法应用、汕尾“民情指数地图”等一批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广泛推动数字化应用嵌入社会治理体系。相较传统的治理方式，数字治理这一新兴趋势反映了怎样的治理理念，有何原因？

肖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超大规模的城市，比如广州、深圳、上海怎么治理好，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种情况下，让市域社会治理走向更为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就显得非常重要。

依托大数据、数字技术开展社会治理，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是非常有帮助的。不掌握数据，不了解信息，就无法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决策。现代技术的发展也让数据收集变得更容易，为利用大数据、数字技术开展社会治理提供了便利条件。我想这是“粤平安”“红棉指数”等数字治理产品纷纷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

 

广州市域社会治理“红棉指数”实践有何亮点？

“红棉指数”发挥指标引导功能，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绩效提升的驱动器

南都：在全国各地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举措中，广州“红棉指数”提供了怎样的借鉴意义？

肖滨：市域社会治理的绩效水平直接关系地方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也反映着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程度。如何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绩效水平，已经成为地方党委与政府推进与实现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

在此背景下，广州通过构建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红棉指数”来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机制，打造市域社会治理“风向标”，以指标引导提升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值得分析的创新实践案例。

在“红棉指数”“5+1”指标体系共计180项具体指标的引导下，决策者通过目标瞄准、分类指导、回应民意提升了决策科学性，执行者通过竞争驱动、组织学习、纵横协同提升了执行有效性，评价者通过客观评判、理性参与、群建自治提升了参与有序性，使市域社会治理绩效提升具有了持续发力的驱动器。

概言之，“红棉指数”通过对市域社会治理决策者、执行者、评价者三元主体进行引导，优化三个主要治理环节，促进三种效果的有机叠加，最终全面提升了市域社会治理绩效。

 

数字治理还存在哪些困难？如何破解？

让社会治理达到一个新水平要打破数据壁垒和解决数字治理不均衡问题

南都：各地推出的数字化社会治理产品陆续兴起，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还存在哪些需要注意和改进的问题？

肖滨：目前社会治理领域的数字治理还是碰到了一些困难。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数据壁垒还是非常严峻。很多社会治理的数据分割在不同职能部门，但要打破数据壁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家也在通过很多办法，包括从治理角度，从技术角度，慢慢打通数据壁垒，促使整个社会治理达到一个新水平。

还有一个困难是当前的数字治理还不均衡。比如在社会安全领域，对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相对比较充分，因为获得的重视和投入较多。但有些领域的重视程度、投入相对偏弱。数字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均衡性问题，是下一步需要去克服的。 

 

其他省市的数字治理对广东有何借鉴？

广东应注意数字治理领域更多元，创新点更多

南都：您比较关注哪些省市的数字化治理，有什么经验值得广东、广州借鉴？

肖滨：根据我的调研和观察，浙江省杭州、宁波等城市在推进数字治理方面的经验是值得关注的。例如，浙江省人大系统推行数字化治理，通过公开代表联络站码、代表二维码，让人民群众能够便捷地通过线上扫码、线下进站找代表反映问题、提意见建议，代表与群众联系的渠道更畅通，推动解决民生难题更高效，成为人民民主实践的“新名片”。

广东、广州总体发展也不错，但相对来说在社会治安领域的数字化治理比较充分，在运用数字技术推进社会治理的领域上需要更多元，创新点可以更多。通俗来说，就是宽度要够，深度要深。

 

数字治理应用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何建议？

建议推动数据交易市场化，数字治理要更有温度

南都：您对政府充分运用大数据开展社会治理有何建议？在数字治理的深度应用方面要注意什么问题？

肖滨：第一是建议让数据交易进一步走向市场化。数据要流动起来，社会治理中运用数据才更方便。去年9月30日，广州数据交易所在南沙挂牌成立，就是一个重要事件。

第二是建议数字化的应用要更有温度。要让数字技术更多地方便和服务老百姓，而不是单纯方便治理和管理。老百姓对数字治理的应用要切身感到方便、省时、有温度，而不是冷冰冰的。

第三就是要让数字治理更便利地促进民众跟政府的交流和对话。现在的数字治理产品往往单向度很强，但数字治理本身应该成为拉近政府跟民众距离的一种手段或途径，而不是成为简单的一种治理手段。用数字技术促进交流对话沟通，有时候就能缓解很多矛盾。

总之，数字治理应当让老百姓感到方便，形成共赢，而不能只是单赢。数字治理也要注意适老化、人性化。因为社会治理面向的是很多群体，不仅仅是年轻人，还要照顾到老人、残疾人等。这样的社会治理才会有温度，才是更高水平的治理。

 

如何用数字技术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要注意配合法治、行政、调解等手段，光靠数字技术还不够

南都：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肖滨：社会治理的一个很重要内容就是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数字技术促进了网上审判、线上信访等形式的出现。但就纠纷化解而言，目前数字技术的功能发挥还是比较有限，主要起到了一个信息沟通的作用。矛盾纠纷的化解最终还需要配合法治、行政、调解等手段才能够解决问题，光靠数字技术还是不够的。

 

数字治理覆盖至镇街，要注意什么？

大数据监测基层治理要注意分层有度，简约治理

南都：广州市域社会治理“红棉指数”在监测11个行政区的基础上，正试点将监测评价体系延伸覆盖至镇街一级。您对大数据监测镇街，甚至村居一级的基层治理有何建议，应该侧重和注意什么？

肖滨：利用大数据监测社会治理，对于上级部门来讲肯定是方便的。对下面也具有规范指导、激励作用。这也是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社会治理的一个方向。

但希望有一定的限度，避免给基层增加太多的负担和压力。对基层的社会治理监测只抓主要大的基本数据即可，不要过于精细化，不要面面俱到。要分层有度，简约治理。给基层一定的自由度，才能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

 

对“红棉指数”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应不断优化指标体系，与时俱进，并加强实际应用

南都：您对广州“红棉指数”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

肖滨：“红棉指数”这个社会治理“风向标”应用得好，切实发挥指标引导功能，就能够更好地帮助城市稳定秩序、规范市场、激活社会、服务群众，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整体绩效。

“红棉指数”目前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但长远来看还是有调整完善的必要性。随着社会治安水平的提高，应适当让民生保障、公众参与等领域指标的权重增加起来，让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变得更丰富、多元。

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应该是综合多元的，而不是孤立单一的。社会治理指标体系的设计要更多地考虑系统性、完整性、全面性。

首先，“红棉指数”应当持续优化指标体系，既要与其他层级加强上下呼应、与其他指数形成协同联动，也要根据地方实际与治理重心的变化与时俱进。

其次，要从实操层面加强对指数的应用，例如指数监测的内容如何更细更准，预测的结果如何用实用好，这都需要理顺关系、打通机制、突破障碍。

最后，要充分考虑如何依靠民众夯实成效。国家治理依赖于社会与民众，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群众提供秩序与服务保障，要在治理中不断激发民智、凝聚民力。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文链接：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30309771684.html?layer=4&share=chat&isndappinstalled=0&wxuid=ogVRcdBv6lxE5SnksU2t90of21jg&wxsalt=5912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