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系列讲座第一期：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新闻危机
互联网冲击下，新闻业遭遇何种危机？政治传播出现了何种新变化？耶鲁大学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Jeffrey C. Alexander）的《从技术和经济权到文化权：对新闻危机的再认识》讲座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本次讲座由8722太阳集团太阳集团tyc8722、传设学院共同主办，于2015年1月23日上午在8722太阳集团东校区举行。主持人郭忠华教授首先对举办政治传播系列讲座的目的、设计以及对演讲者进行了介绍。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是美国文化社会学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1969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78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从教20余年，2001年起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创建文化社会学中心，2004年任耶鲁社会学Lillian Chavenson Saden荣誉教授至今。杰弗里教授著作颇丰，在全球社会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主要著作包括《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等。
亚历山大教授围绕其即将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著作展开演讲。他首先从经济、技术角度对新闻消亡论（the end of news）的观点进行了综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大约10-15年前，西方新闻危机就已见端倪，最显著的特征是报业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过去15年里，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国家的报业亏损严重，新闻从业者收入减少，许多报纸被迫关闭。众所周知，广告是报业主要收入来源，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商品交易越来越倚重互联网，报业广告收入急剧下降。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人们要买卖自行车，会借助报纸广告，但现在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实现。这种经济转型打破了报纸的收支平衡，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大约有25%的新闻从业者失业，报业衰微引发新闻危机感。由此，美国大约有十几本著作和数千篇论文都在预测新闻业将消亡。他们将报业的衰亡看作是新闻业的衰亡，因为绝大多数优秀的新闻记者都为报社工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报业的危机似乎是正被互联网技术所取代，因为互联网以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方式传递着信息。这样，人们很容易将新闻危机归结为新的传播技术比旧的传播技术更加优越，也就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是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创新，破坏原有经济结构，然后建立新的生存系统。互联网正是通过技术创新使新闻陷入危机。这些是西方学者的已有观点，得出的结论是新闻业将消亡。
在此基础上，亚历山大教授进入其演讲的核心部分，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挑战这些结论，其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新闻价值并非固定不变，西方公民愿为高品质新闻支付更多
新闻危机论的理论基础是新闻价值在消减。在他看来，商品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由文化信念所决定。现代资本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与客观成本无关，人们愿意购买价格昂贵的商品，是因为品牌资产的附加值。商品的价值是一种文化信仰预判，象征性符号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过去，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广告，报纸本身非常便宜，便宜到1份报纸1个便士，这远远低于报纸的生产成本。当广告收入减少、报纸遭遇严重经济危机时，人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数百万的美国公民却愿意为报纸支付更多的钱。商品价值感知是一个文化社会学过程，现在许多消费者甚至渴望为高品质新闻支付更多的钱，这帮助报业度过经济危机。从这方面来看，新闻的商品价值提升了。
二是新闻危机不是由互联网技术造成，而是受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影响
诚然，互联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在传递信息方面更快速、也更便宜。但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文化结构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出现时，就蕴含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一种乌托邦叙事（utopian narrative），人们对互联网的出现极度兴奋，认为互联网将极大地改变这个世界，是一种巨大的民主力量，会让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美好。这种乌托邦理念来源于MIT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教授在1995年提出的非常著名的预言：“互联网将使组织扁平化、社会全球化、权力去中心化、社会更和谐”。在亚历山大教授看来，现代社会所有巨大的技术发明都蕴含着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如蒸汽机、火车、电报、广播、电视、电脑的发明，都受人们文化乌托邦理念的驱动，而不全然作为创造利润的工具。研究这些技术发明的象征意义和主观想象是非常有趣的。事实上，没有哪项技术发明能如同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互联网技术也不例外，多年以后的事实证明，互联网没有实现尼葛洛庞蒂教授那些美好的预想。事实上，互联网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和等级。虽然，没有哪项技术带来人们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但这种乌托邦式的期望却至关重要。
三是新闻不是简单的信息，而是神圣的职业，更是民主的组成部分
互联网提供的是信息，而非新闻。互联网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传递信息，但这与新闻传递的产品不一样。信息与新闻不是一回事，绝不能在信息和新闻之间划等号。信息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只要报告观察到的事物就好。新闻却要对观察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复杂阐释。他解释道，若告诉读者“中国正在进行反腐败运动”，这只是传递信息，而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腐败问题，为什么要反腐”，这才是新闻。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新闻不是机械的记录，而是建构现实的艺术”。
新闻是神圣的职业，新闻专业主义需要遵循若干伦理规范，如平衡报道（不要只报道单方面的观点）、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主观判断）、透明（叙说清楚，而非模糊不清）、公正（对读者和消息源都应秉持公正）、社会责任感……这些都是需要经过长期学习来获得。而所谓的公民记者，通常只是发布简单的信息，而非新闻。我们可以说互联网在传播信息上更有优势，但专业新闻离不开专业的新闻机构。在西方，新闻不仅是职业，也是民主的一部分。尊重事实、保持透明、让不同立场的人都有平等表达的机会，这些新闻专业主义所遵循的观念同样适用于民主政治系统。在西方新闻史上，新闻就是民主政治的构成元素，关系到公民的道德素养。鉴于新闻在民主中的定位，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保持独立性，即新闻机构拥有独立解释的能力和自我管理的权力。现实中，新闻很容易被国家权力、资本力量、宗教所控制。即便是在民主社会，新闻专业主义与国家政权、宗教势力、经济力量都有冲突关系，因为没有人愿意被新闻记者的解释所建构。我们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社会，有99%的人都不认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通过新闻这一中介来认知。美国政府也在试图控制新闻，以此控制自身在新闻媒介中的呈现，这是令人沮丧的。倘若新闻丧失独立性，就不可能保持中立、真实、透明、平衡等信条。
结论：新闻不会消失
如今，报业经济危机被西方公民视为可怕的社会危机，尤其是被当作政治危机。当美国各城市报业遭受经济危机时，各地公民团体爆发了抗议、请愿、集体签名、示威游行等运动来反对报纸关闭；宗教领袖也开始站出来为新闻业说话；著名的资本家开始购买新闻媒体，且不以营利为目的。从总体来看，美国乃至西方很多国家的公民对新闻价值的认知在提升，愿意为高品质的专业新闻支付更多的钱，而不再固执地认为互联网上的一切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互联网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正在下降。到2030年，世界上可能不再有报纸，但依旧会有新闻。重要的不是技术的转变，而是人们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文化信念，决定着新闻的存亡。
演讲结束后，郭忠华教授、李艳红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亚历山大教授回答了听众的提问。整个讲演内容丰富、思想前沿、层次清晰，使广大听众接触到一次难得的政治传播高质量内容的讲座。
